东赵遗址-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

　　正值麦收季节，像中原地区的数万个村庄一样，地处河南郑州西北郊的东赵，麦田里一派忙碌。小麦联合收割机缓缓地来回推进作业，脱粒所产生的尘雾随风徐徐飘散。
　　在麦田旁的一处工地上，考古发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发掘的，就是今年先后入选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4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的东赵遗址。

　　“三城记”东赵遗址重在学术价值

　　中原大地的黄土下，往往埋藏着令人惊喜的遗址。同二里头遗址一样，东赵遗址也位于嵩山以北的一个中原村庄。赵村分为东西两个自然村，“东赵”、“西赵”就此得名。东赵遗址所处的郑州市西北郊，遗址密布，被认为是解决中国青铜时代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关键区域之一。

　　遗址处于丘陵与平原的接触地带，位于檀山东北的台地上，东距须水河约2公里，面积近100万平方米。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勘查、钻探，已认定这里的庄稼地下有古代遗存。经过2011年的复查，考古工作者初步判定东赵遗址存有城址。

　　2012年至今，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考古队，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担任发掘领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田野工作。

　　经过长达三年的田野工作，考古队员在东赵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时期、早商二里岗期、两周时期等文化遗存。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新砦期、二里头时期、东周时期三座规模逐次扩大的城址，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上演了“城套城”。

　　在东赵遗址，没有出土令人眼前一亮的精品文物，也没有发现历史名人墓葬；但它的学术价值最为重要，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文化谱系。对此，东赵遗址现场发掘负责人张家强的评语是：东赵遗址不仅发现了三座先秦时期的城址，而且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直接叠压打破新砦期遗存的地层关系，对深入研究新砦期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以及早期夏文化的探讨均具有重大意义。同时遗址在2000多年的长时期内，文化序列发展非常连续且完整，对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体系的完备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支撑。

　　目前所见二里头文化城址，仅区区几座。东赵遗址中发现的二里头时期的城址，显得弥足珍贵。

　　在东赵遗址，似乎一铁锨下去就能直接挖到二里头文化遗址：在很多地方，遗址所在的地层距地面不过二三十厘米，像露天煤矿。考古队员告诉记者，昔日遗址地层的深度超过两米，由于取土变成了浅层，耕土层下，直接分布众多二里头时期的遗存。

　　在东赵遗址东北部，发现了一座新砦期的城址。该城址被称作“小城”，平面呈方形，面积约2.2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对城址东、北及南墙三处解剖，发现三处解剖沟中城墙基槽均被二里头一期的壕沟打破，故而判定城址时间年代为新砦期早段，二里头一期时完全废弃。

　　“二里头一期早段的遗存，下面直接压着新砦期的城址。”张家强这样介绍叠压、打破的关系。东赵遗址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的遗存，可以弥补这一时期遗存较少的薄弱点。

　　位于东赵遗址中部的二里头时期的城址被命名为“中城”，城址方向为北偏东10°，平面基本呈梯形，面积为7万多平方米。

　　经过三处地点的解剖，已知城墙基槽内包含的陶片年代均为二里头二期，城址使用时期的壕沟底部出土的陶片也为二里头二期，墙基被二里头四期壕沟打破。

　　二里头时期的城址被数米宽的环壕包绕。城墙由夯土所筑，各处宽窄不一。墙基处一般宽达7—8米，南墙的最宽处能达到10米。东面城墙存在城门缺口。在这里，壕沟明显变窄，从原来的宽达6—7米变成了2—3米，城墙上有冲沟，因此可以大致判断，此处为二里头晚期的城门缺口，但被洪水冲毁，东赵遗址在二里头时期是否有宫殿等大型建筑？对此，张家强告诉记者，当时如果存在这类建筑，一般应分布在遗址中心区，但是东赵遗址由于村民取土所造成的影响，已使问题难于判定。

　　他带着记者走到遗址的中部区域。在此区域内遗存相对单一，其中已找到奠基的痕迹，而且还发掘出数口水井（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的窖藏坑），因此大致判断为一个特殊的功能区；周边则有生活垃圾的灰坑，一些坑内填埋的是建筑废料。初步判断，这一片区域是二里头时期的建筑区，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

　　深达数米的水井，壁上是一溜原始的脚窝。经过清理发掘后，脚窝清晰可见，似乎前不久，还有人沿着它们上下攀爬。

　　卜骨与“圣婴”特殊文化遗存耐人寻味

　　发掘者认为，东赵遗址二里头时期遗存中两处特殊文化遗存值得研究。其一为一座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卜骨坑。卜骨均为牛肩胛骨，只灼而未钻，灼痕排列整齐。卜骨个体较大，大多长约30厘米，应为完整放置。这是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时期单个遗迹出土卜骨最多的单位，对当时的占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张家强带着记者来到一处解剖沟，指着坑中一处明显摆放整齐的牛肩胛骨说，“现在看上去有些模糊了，但是刚挖掘出来时，卜骨上烧灼的痕迹特别明显。”

　　揭开起覆盖保护作用的塑料布，躺在二里头时期城址西南部分的城墙基槽内的是一具婴儿的骨架。张家强形象地称其为“圣婴”。

　　据悉，这种以一两岁大的纯洁无瑕的婴儿来为城墙奠基，被推测是当时的一种与神灵信仰有关的习俗。幼儿骨架被用于祭祀活动，这一现象在同时期的遗址中非常罕见。(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3日　作者 张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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