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山文化遗址探源

磁山文化探源

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武安市西南20公里磁山镇磁山村东1公里的台地上。遗址面积约13万多平方米，系1972年发现，同年进行调查试掘。自1976年至1998年的20余年间，磁山遗址或前后连续或时断时续经过了11个年度、时间不等的考古发掘，按照发掘目的及时间阶段划分，可以归为三次。

第一次发掘包括1976~1978年三个年度。据发掘报告报道：揭露面积计2579平方米，共清理磁山文化时期半地穴式房基2座；灰坑474个，其中长方形窖穴360个，内有粮食储存的88个；以石磨盘、石磨棒、斧、铲和陶盂、支脚、三足钵、深腹灌等器物组成的陶石器“组合物”45组；灰沟3条及卵石面、烧土面各1处；出土残碎陶片数万片，其中完整和可以复原的陶器及石、骨、蚌器等文化遗物2000余件；还有部分碳化胡桃、榛子、小叶朴和兽、鱼、蚌遗骸等动植物标本，并发现有大量人工培育的农作物“粟”和人工饲养的猪、狗、鸡等家禽家畜等遗骸。

第二次发掘包括1985~1988年四个季度。据资料初步统计，揭露面积2713平方米，清理半地穴式房址1座、灰坑及窖穴331个、灰沟2条、陶石器“组合物”65组；出土陶、石、蚌等遗物约2000件和部分动植物标本。

第三次发掘包括1994年~1995年、1997年~1998年四个季度。据初步统计，揭露面积1850多平方米，共发现磁山文化房址4座、疑似房址2座、灰坑及窖穴244座，“组合物”近10组，出土文物数百件。

截至目前，发掘面积虽然只有7140多平方米，仅占遗址总面积的5.5%，但出土遗迹、遗物还是非常可观的。他们就像一部倒计年的长篇历史巨著，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向人们追忆着磁山先民数千年的发展历程。

磁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把新石器时代提前了1000多年，填补了新石器时代的一段空白，是我国新石器考古中的首次突破。由于遗址的价值重大，引起国内外考古界的极大关注。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热烈讨论，拉开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指比仰韶文化早而言）研究的序幕。

民以食为天。人类要想生存与发展自然离不开食物，离不开谋取生活资料的经济生产活动。在原始自然经济条件下，食物的来源及直接获取的方法也不外乎两个方面，一种为自然繁衍生长，主要依靠采集、渔猎等方式获得，这是一种被动落后的“索取性经济”，不仅受到自然资源的严重制约，食物来源不稳固，而且劳动量大，收获小；另一种为人工培育，主要依靠种植和养殖等方式谋取，这是一种主动积极地“生产型经济”，不仅可以摆脱或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分依赖，食物来源较可靠，而且投入小，见效快。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的生产技能在不断改进和提高，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各经济门类既不是同时产生的，不同时期或阶段所占地位也不是相同的，尤其农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具有时代的意义，其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较稳定可靠的食物资料，也为其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还使人民由迁徙不定的生活逐渐走向定居，大大加快了社会发展的进程。

大家知道，粮食作物属有机物质，保存时间是非常短暂的，磁山文化时期距今已达八千多年，粮食遗骸自然很难得到保存。不过可喜的是在磁山遗址众多的长方形窖穴中，居然保留下了大量粮食，可惜腐烂较甚，基本已成粉末状。正如有的发掘者说：“发掘现场看到的腐朽粮食一般呈淡淡的绿灰色，出土时略为潮湿、颜色显绿，风干后呈灰白色；大部分已成粉末状、质轻疏松；粉灰之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外壳，保留着作物的完整颗粒，外部形态圆隆饱满，直径约2毫米，与现代粟粒基本无别；只是这些颗粒的保存十分困难，出土后很快风化成粉末状。”粮食标本曾先后经过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植物研究室、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等单位做过形态观察鉴定，可惜标本从出土地点取出辗转至农史学家手中，颗粒已经粉化，因而未能做出明确的结论。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运用灰像分析法对第65号窖穴采集样品进行鉴定，结果发现有“粟”的痕迹，从而使磁山遗址中所出农作物粟得到了确认。这一发现无疑是非常重大而惊人的，正如有关专家所述：“磁山遗址出土的古粟，不仅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粟。”换言之，磁山遗址“粟”的发现，不仅把我国人工种植粟的历史追溯到八千多年以前，而且，还进一步证明我国是世界上人工种植粟最早的国家。磁山遗址也由此而名扬四海，不但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国家七五谷子育种攻关课题研究组、河北省农学会、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于1990年8月20日在磁山遗址旁联合刻石立碑，以“粟发祥地”为题，撰文怀念磁山始祖育粟业绩，指出磁山粟谷的发现“表现了磁山原始人对农业的贡献和博大的创造精神，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

磁山遗址中发现这么多粮食窖，在我国考古发现中是空前的。据估算，这88个窖穴粮食堆积的体积约109立方米，折合重量为138200余斤，当然这不是磁山一年的储藏量而是磁山若干年的储藏量。其实这88个粮窖，只是在1976~1978年的第一阶段发掘中发现的；在1985年的发掘中，又发现粮窖37个；1986年的发掘中发现粮窖64个，粮食厚度0.1~0.8米。3次合计189个粮窖。这189个粮窖，按其体积估算，其藏粮数目更是惊人。这说明磁山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

人们在长期劳动中，把野生的狗尾草驯化为耐旱的粮食作物的粟，这是原始农业的一次跃进。专家认为它是农业起源的主体，有了这一主体，先民们便积极地制作工具开垦土地，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以往的世界农史公认埃及、印度是种植粟最早的国家，中国的粟是从埃及、印度传播进来的。磁山遗址的粟标本公诸于世以后，改写了世界的农史，推翻了以往的结论，引起了国内外专家极大的重视。我国考古专家黄其煦先生在文章中写道：“以往认为粟起源于埃及、印度……都无证据，更无考古证实。……武安遗址，这是粟出土发现中年代最早的证据……这一例的发现，把我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8000年，填补了前仰韶文化的空白，也修正了目前世界农业史中对植粟年代的认识。综合上述，无论从考古发现，野生分布，还是遗传关系的证明，我们都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断言：粟是我国黄河流域首先被驯化的。它在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作物，占着主要的地位。”磁山遗址粟遗物的发现，把我国植粟的年代至少上溯2000年。磁山是世界上粮食作物——粟的最早发源地。

所谓原始手工业，是指使用简单工具、依靠手工劳动、从事手工制作的生产行业。手工劳动及手工制品，可以说自人类产生开始即已出现，不过，作为社会经济中一种独立的生产行业，则是在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时由农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伴之而来的便是商品生产的出现及私有制的产生。磁山遗址中不但出土有大量陶、石、骨、角、蚌等手工制品，而且还发现有很多绳线、苇箔、苇席等手工制品的印痕或纹饰，但这些都是在农闲季节或其他生产间隙生产出来的，既不是作为商品用以交换，也不是专业化的批量生产，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氏族内部生产和生活消费，这种自产自消的手工制作自然称不上真正的手工业，如果必须给它一个明确的称谓的话，我们不妨就将其称之为“原始手工业”吧。

从石器种类来说，包括斧、铲、锛、凿、镰、刀、锤、球、弹丸、磨盘、磨棒、砍砸器、刮削器、砺石、器盖等十几类，其中基本上以磨制石器为主，也有部分打磨兼制或琢磨兼制石器，纯打制石器较少，一般多为未经琢磨加工的打制坯料。从制作工序或过程来说，大体上可以分为选择石料、打制成形和琢磨成器三个阶段。

以石磨盘等器物组合排放一处的我们称它组合物。1976年~1978年第一次发掘，共出土组合物45组。1985年开始的第二次发掘，又发现20余组。加上以前农民修水利时发现的，共达百组以上。每组由石磨盘、磨棒、斧、铲、和陶盂、支座、三足器等器物组成。组内器物数量不一，多者21件，少者3件，一般为7~12件。出土的这些组合物的共同特点是：几乎每组都有磨盘、磨棒和陶盂、支座，且组合物内的器物均为成组完整的器物；品种以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为主，且简练单调，整齐划一，具有一定的组合形式；部分器物不是实用品，有的如斧、铲、凿没见到使用的痕迹，且制作粗糙；出土的组合物，基本上集中分布距河较远、文化层堆积较薄的遗址北部，临河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南部只有少量发现。按照组合物的这些特点有人认为这些组合物是墓葬的随葬品，但未见墓坑和人骨。也有人认为这是当时人们为崇拜的某一“神灵”或氏族内死去的长者举行祈祷或纪念活动留下的遗迹与遗物。究竟这些组合物是随葬品，还是祭祀活动留下的遗物，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磁山文化的陶器以素面夹砂褐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多，编织纹、蓖纹、划纹次之。而泥质红陶很少，纹饰亦不多。器形有陶盂、支架和圈足罐等，为华北地区其他文化所罕见，因而构成这个文化在陶器上的特征。

远古时期的磁山，好像一座天然公园，山清水秀，花木飘香，又像一座天然动物园和水产博物馆，飞禽、走兽、鱼、蚌、虾、蟹杂处期间，为磁山先民从事渔猎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数公里外的远山区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近区低山丘陵间灌木丛生，山前空旷的台地上草垫连绵，洺河岸边及沼泽地带水草丰美，河面水域宽阔、浪花飞溅，吸引着众多野生动物在此觅食、栖息、繁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天然的动物“王国”。在这个动物“王国”里落户的“居民”组织或“部落”群体，至少不下20余种，其中主要包括金钱豹、梅花鹿、马鹿、麋鹿、獐子、簏子、赤簏、短角牛、野猪、狗獾、蒙古兔、花面狸、猕猴、东北鼢鼠、豆雁、草鱼、鳖、丽蚌，等等，它们各有各自的生活特点和习性，又各有各自的活动空间及处所，即互相依赖，又相互排斥。

在磁山遗址中出土有鱼鳔、骨镞、石球、弹球等渔猎工具及大量的动物骨骸、植物果实，证明当时在以农业为主的同时，渔猎采集经济仍占相当大的比重。

在磁山遗址的两期文化层中，发现了许多动物骨骸，大都是砸取骨骸或火烧炭化的，它是人们食肉后的遗弃物。骨骸标本经鉴定有兽类、鸟类、龟鳖类、鱼类、蚌等五大类，至少可以代表23种动物。动物中，如今分布于我国西南和华南地区的野猪、猕猴、花面狸等热带、亚热带动物，表明当时磁山附近有大面积的水草区和茂密的森林带，同时也证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的多。7000多年前，华北地区的年平均温度可能比现在高2~3摄氏度或更高一些。当时应是全新世以后，冰川后期最温暖的时期。在磁山附近和河南安阳等处，都出土过热带、亚热带动物种类的骨骸。遗址内出土较多的是龟鳖类、鱼类、丽蚌类等水生动物骨骸和捕鱼工具鱼鳔等，表明磁山地区当时河流水域面积宽，水量大，水产丰富。磁山台地依山面水，土质肥沃，气候温和，是发展农业、渔猎、饲养动物的好地方。在发现的23种动物骨骸中，经专家鉴定，有狗、猪和鸡，而且这些狗、猪、鸡均属圈养的家畜家禽。

遗址中家狗、家猪、家鸡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瞩目，尤其是家鸡的发现，更是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世界各国关于家鸡起源的年代与地点的看法不一，较多的人认为家鸡起源于印度。一些学者根据印度现在尚有野生原鸡存在和一些考古的证据认为：“印度家鸡起源于公元前两千多年……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时传入伊朗，再传入美索不达米亚，后来大约于公元前五六百年时传入欧洲。”他们认为，家鸡在世界各地的出现，以印度为最早。但是，即使上述论点能成立，印度家鸡也不过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距今约4000年，而磁山文化遗址中家鸡的发现，说明我国磁山早在公元前5400年以前便有了家鸡，距今约7400年，这远远超过了印度的记录，是世界上已知记录最早者。

家猪饲养是农业民族早期历史的重要标志之一。过去多认为最早的是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等地发现的家猪骨骸，距今6000年左右。磁山文化遗址内家猪骨骸的发现，揭开了家猪的饲养史新的一页，它把我国家猪饲养的历史，上溯了1000多年，即距今约7400年。磁山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原始社会时期母系氏族的发展阶段，其生活方式是选择在依山傍水的河旁。7000年以前，磁山一带是依山面水、土质肥沃、水产丰富、环境优美、气候温和的地区，是发展农业、渔猎、饲养动物的好地方。磁山人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繁衍生息。他们以农业为主以渔猎采集为副业，住在半地穴式房子里，过着定居的生活。由于粟驯化栽培成功和原始农业由刀耕火种发展到“锄耕”农业，人们有了需要贮藏的余粮；由于动物拘禁驯化成功，人们开始饲养家禽、家畜；由于手工业的长足发展，人们不但能熟练地磨制石器、骨器和烧制陶器，并且已经有了纺织技术，在遗址内不但发现了纺织工具骨梭、骨匕，而且在一些陶片上发现有布纹的压痕，其样式与今麻布略同。在一些烧土地中发现芦苇席与荆条等编织痕迹，其苇席编织方法与今略同。

其一，没有墓葬或人的骨骸。考古研究称这里是“八千年前的上古人类的村落”，但迄今为止的几次大发掘均未找到人的墓葬与人的骸骨（刘永：《磁山文化遗址调查和发掘琐记》；其他几个文化遗址均有墓葬或人的骸骨）。如这里是村落，上古先民经年累月繁衍生息在这里，岂能无死、无葬、无骸骨？

其二，粮多人少。1976年~1978年的第二次发掘中，发掘面积4295平方米，发掘出储粮灰坑798个，而供人居住的房址仅仅有三座；其中实测88个粮食窖穴按比重和容积计算储粮十余万斤，平均每个窖穴存粮1136斤多（韩林太：《访磁山文化遗址》）。如此多的粮食，如此少的人，不成比例，为什么？

其三，直桶式窖穴，只能供旱季一次性短暂使用。武安是个山区加丘陵居多的地方，在地崖上掏洞非常适宜居住或储粮。但在几个发掘的台地上密密麻麻布满储粮窖穴，均为直桶式，深不超过两米。试想，如此大量的粮食储藏于这些直桶式的窖穴，如何过得了雨季，莫说古代多雨，即是现代，每年集中于七八月份雨季的五、六百毫米雨量，粮食如何如能不受潮，不霉烂变质？结论只能是，此种窖穴只能供在冬春旱季短暂使用。那么，什么样的活动需要筑造如此之多的只能在冬春使用一次性的窖穴呢？

其四，武器多于生活用具。在第二文化层中的687件石器中多为斧、锛、铲、凿、锤等，骨器中多为刀、凿、锥、匕、镞等这些既可做工具，又可作武器的器物。这比用于生活使用的盂、磨盘之类要多的多(参考资料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调查报告》）。显然，这种现象不符合人居村落的特征，这又是何原因？

其五，这个遗址中已发现的鸡骸骨全部为雄鸡。专家们认为，先民吃肉用雄鸡，雌鸡留作产卵，所以这里留下雄鸡骨头多。我们知道，鸡这种动物中雌雄性别应约略相当，产卵的雌鸡最终也会死掉或被吃掉，骨头哪里去了（参考资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骨骸》）？

有此五疑团（当然还有一些别的疑问，如：如此多的粮食，反映当时生产规模已足够的宏大，但在周围又没有发现大规模人居的遗址，为什么？如此多的储粮没有消耗多少，人群就消失了，又是怎么回事？）不能不使人发生一些猜测，这里遗留的恐怕是一次大型事件的准备工作的遗迹，很可能是一次战争准备的遗迹。储粮、队伍集结、制作武器、誓师动员等等都是战前的准备。这里并不是先民繁衍生息、日作夜息长年生活于此的村落。

磁山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实物、鲜明的特征、深厚的内涵、系列的组合震动了世界。

考古界专家、学者和名人纷至沓来，给予很高评价。

磁山文化无论是它的文化特征，还是-14法测定的数据，都显示了它的绝对年代早于仰韶文化。

磁山文化的发现，把中原新石器时代提前了1000多年，距今7300多年。

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其能力极其低下，常常依赖大自然的恩赐从事采集、狩猎等采食经济活动。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某些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并加以改造和利用，从而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以人工生产控制了食物的来源。

粮食的丰收在给人们带来喜悦的同时，也给人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因为谷物是颗粒状的淀粉食品，难以在火上直接进行烧烤，必须借助于固体的器皿进行烧煮。于是陶器便应运而生。陶器是古代先民日常的生活用具，考古学曾把陶器的出现作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依据。原始社会制陶工艺的发展，经过手制和轮制两大阶段。磁山文化遗址的陶器均为手制，是由泥条盘筑而成，器表往往高低不平，器内有的可看出泥条的痕迹。较之后来的陶器具有明显的原始性。但器物的种类较多，有的器表已注意到纹样装饰。在造型上和选料上都能考虑到实用。磁山陶器具就地取材，以泥质红陶和夹砂褐陶为主，为华北地区其他文化所罕见。陶器上的纹饰以绳纹为多数，其次是纺织纹、蓖点纹，附加堆纹、剔刺纹、划纹、指甲纹、乳钉纹等。器形以陶盂、支座、直腹罐为多，占陶器总数80%以上。其他有三足钵、小口壶、钵、碗、杯等。器物的形制前后有变化，如盂由深腹、筒状、平底变为浅腹、平底。支座由厚重变为较小，罐侈口增多了，最大腹径上移。陶盂和鸟头形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支架的造型大概从大自然的鸟形得到启发。陶盂放在三个平顶的支架上，鸟头的前伸部分正好拖住了盂底的外缘。两者的配合浑然一体，磁山人将三角形稳定性的原理运用于生活的创造中，从而达到了审美与实用的统一。陶器的广泛使用，使磁山人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尽管农业在磁山先民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农业仍然不可能完全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农业水平的普遍提高，必然导致相关的家畜饲养业兴起。

磁山先民以农业为主，渔猎采集兼顾的经济生活，是与他们所在的比较优越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的。据今8000年前，磁山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当时，南洺河水域较宽，流量大，水产丰富，遗址位居高地，傍依河岸。清清的洺河水环绕着氏族村落，浩浩荡荡地向东流去。磁山原始人正好在丘陵山地和广袤平原的交界地带安居。河岸上平坦的地带是他们辛勤垦植的良田阡陌。西边太行山茂密的森林里，高大凶猛的野猪、黑熊、野狼等凶兽出没无常，成群结队的马鹿、梅花鹿在山地树林间的灌木丛中随处游荡。夕阳西斜，家鸡在房前屋后悠闲地捕食，清澈的河水中，鱼儿在嬉戏，水鸟在低飞，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乡村乐园图哇！

在磁山文化遗址中同时发现了石磨盘等器物组合排放在一起的组合物，这些组合物总计达白组以上。其主要器类包括有石磨盘、石墨棒、石斧、石铲及陶盂、支架、三足钵、小口壶、深腹罐、圈足罐等。从这些组合物的出土情况来看，其分布范围之大，数量之多，排列之密集，都说明构成这种遗迹的活动是频繁的。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和生产活动之外，最重要的只能是宗教活动了。关于这些组合物的性质，有关考古学者认为倒像是按照一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格式特意加工而成的。因此认为它不可能是一般的生产遗迹和生活遗迹，而是某种原始的宗教活动遗迹。有可能是对灵魂的崇拜。磁山人对氏族内有威望而死去的长者，在一定的时间内举行祭祀活动，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也许他们只能将最主要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等作为祭品。组合物很可能便是这些祭祀活动所留下的遗迹和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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