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墩文化来源研究

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副会长

刘俊男教授

文 / 刘俊男　李春燕

简介：刘俊男系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副会长。李春燕系重庆师范大学2016级中国古代史研究生。本文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2期。

【摘　要】 从陶器器形与纹饰对比的角度分析，宝墩文化一期中共有的17种典型陶器类型，以及陶器上的纹饰都可从长江中游的三峡东邻地区找到它们的来源。宝墩文化与峡江东部地区的锁龙遗存相似，都是高庙文化、大溪文化的继承者。其原因可能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由汉水以东地区开始兴起，将原大溪文化居民排挤到峡江地区,并进而使得部分大溪文化后裔远迁成都平原。过去一些研究者认为虞舜驱逐三苗至三危，三苗人再沿岷江向南进入成都平原，现在看来，这种设想可能于时间不合，因为尧舜禹时代大约距今4300年左右，而早在4500年之前，三峡东邻地区的先民就已经来到成都平原繁衍生息。马家窑文化、营盘山文化受周边各种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类型及纹饰也来源于三峡东邻地区。

【关键词】 宝墩文化、大溪文化、马家窑文化、营盘山文化、西亚巴昆遗址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发现了宝墩古城、郫县古城、鱼凫古城、芒城古城、双河古城、紫竹古城、高山古城、盐店古城等遗址，这些遗址文化面貌相近，陶器以绳纹花边罐、折沿罐、敞口圈足尊、宽沿平底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盆为主要类型，纹饰以绳纹或线纹为主，制作方法主要为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这种文化与周边其他地区文化面貌有所不同，距今约4500年，考古界称之为宝墩文化。这种文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成都平原？它到底源于什么文化？这是考古学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关于其来源，目前学术界明显存在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源于西北高山地区的营盘山文化，二是认为源于长江中游地区。但不管哪种看法，都未展开令人信服的详细论证，至今尚未出现一致的观点，本文拟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研究，以期弄清宝墩文化的真正来源。

一、宝墩文化来源观点述评

第一种观点认为源于营盘山文化。黄昊德、赵宾福等先生认为“宝墩文化可能是由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陈德安先生认为“宝墩文化继承了营盘山文化晚期的某些因素。李星星先生判定“宝墩文化可能是从西部峡谷山地最早进入平原边缘的远古族群的文化遗存”。周丽先生表示“赞同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当是源于岷江上游以营盘山文化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江章华先生则表示“应将岷江上游地区类似于营盘山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归入‘马家窑文化’”，还指出“宝墩文化很可能与岷江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有关系”。蒋成、陈剑等先生在《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宝墩文化受到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但又存在明显差异。江章华先生通过比较马家窑文化、营盘山文化、宝墩文化，认为“宝墩文化很可能与岷江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有关系……之间还有较大的时间距离”。蒋成、陈剑两位在《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2002年岷江上游考古的收获与探索》等论著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主张宝墩文化来源于营盘山文化的理由主要有：

第一，从陶系上看，营盘山文化“以夹粗砂和细砂的褐陶、灰陶和泥质褐陶、灰陶为主”，与宝墩文化基本相同；

第二，从纹饰看，营盘山文化的粗细绳纹和附加堆纹最为常见……和宝墩文化一致；

第三，从器型继承关系上看，夹砂陶圈足器，如：营盘山遗址H12∶9、T1④∶30，与宝墩遗址T2229⑨∶40、T1929⑦∶107存在演变关系；

第四，假圈足平底器、喇叭口形器、绳纹花边罐、卷沿罐能在营盘山遗址找到祖型（都盛行小平底器、圈足器）。

笔者认为，他们所指出的这些现象固然存在，但是它并不能证明宝墩文化的真正或终极来源。因为，第一，它们所列举的陶器大多局限在圈足器、平底器、绳纹花边罐、喇叭口形器、卷沿罐上，未显示相似器物所占的百分比，所列举纹饰也主要停留在绳纹上，不够全面，不足以得出结论；第二，营盘山文化的这些因素也许与宝墩文化一起来自另一个地方的古文化；第三，营盘山文化与宝墩文化之间存在约500年的时间差，未发现由山沟道路慢慢传播的证据，文化间缺乏延续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源于长江中游地区。以高大伦、俞伟超、万娇、雷雨、赵殿增、王毅、孙华等学者为代表。高大伦先生认为：“到三星堆一期文化即宝墩文化时期，来自长江中下游的龙山时代晚期的先进文化带来了火候高的灰白陶器、先进工艺生产出的玉器、以及筑起了城墙，使成都平原的文化跨度发展了千年以上。”俞伟超先生认为“宝墩文化是长江中游文化与本地文化的结合，而非是一种单一文化发展的结果”。万娇、雷雨两位先生指出“桂圆桥一期末，桂圆桥文化受到了一些来自峡江地区后大溪文化因素的影响，并发展成为在成都平原广泛分布的三星堆一期文化”。与此一致，赵殿增先生在《从考古发现看汉水在巴蜀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王毅和孙华两位先生在《宝墩文化的初步认识》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以上学者的依据主要有：

第一，“相当多的灰白陶在宝墩也是突然出现，从屈家岭后期到石家河的大部分时间内，灰白陶是相当流行”。

第二，镂孔圈足器是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所特有的典型器物，“宝墩文化中却有大量发达的镂孔、圈足”。

第三，“城墙的堆砌技术与石家河文化非常接近，城垣的构筑方法为堆筑，呈斜坡状堆积，夯筑方法为拍打，古城呈方形，地面建筑而成，无墙基”。

第四，成都平原上比宝墩文化早的桂圆桥遗址中发现的F1“全部用红烧土块拼砌而成……红烧土建筑技术最成熟的便是大溪文化”，说明宝墩文化以前，长江中游文化就已影响到成都平原。

第五，成都平原遗址中还浮选出了水稻。

笔者赞同宝墩文化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观点。当前学术界缺乏对宝墩文化遗存和长江中游文化遗存进行详细对比的研究，难以让人信服，也不足以驳倒另一种观点。因此，我们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宝墩遗址一期的考古材料为基础，详索其源头，以进一步论证宝墩文化来源于长江中游的某个地区。

二、宝墩文化陶器及纹饰探源

笔者通过对《宝墩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发掘和研究》所列宝墩文化一期所有型式陶器，以及其中所未列的其他宝墩文化遗址一期陶器的研究，发现包括有人认为的源于营盘山或马家窑文化的因素，都可从三峡东邻地区找到其祖型。详见图一和图二。

图一

1.3.5.7.9.11.13.绳纹花边罐:宝墩（H16:1、T2030⑦:137、T2229⑦:17、T2029⑦:129、H15:2、T2229⑦:19、T2630⑦:2）  15.夹砂陶罐:宝墩（T1929⑦:51）  17.喇叭口高领罐:宝墩（T2029⑦:80）  19.21.敞口圈足尊:宝墩（T2030⑦:118、T2229⑦:13）  23.盘口圈足尊:宝墩（T2129⑦:76）  25.缸:宝墩（T1929⑦:54）  27.宽沿盆:宝墩（T2129⑦:65）  29.筒形罐:宝墩（T1830⑥:42）  2.圈足小罐:青龙泉（T49⑤:27）  4.6.大口罐:中堡岛（T02049B:201、H284:17）  8.22.尊:青龙泉（T41②B:56）、三元宫（T12M下①:2）  10.深腹罐:锁龙（G2:38）  12.矮领罐:锁龙（T330④:41）  14.16.中口罐:锁龙（T330④:34、G2:42）  18.高领罐:锁龙（T318④:68）  20.28.盆:锁龙（T318④:44）、青龙泉（T5915:42）  24.26.缸:城头山（T5309④A:5）、青龙泉（T46②A:18）  30.筒形杯：肖家屋脊（AT1721④:10）

图二

31. 壶:宝墩（T2129⑦:2）  33.宽沿平底尊:宝墩（H16:57）  35.37.喇叭口高领罐:宝墩（T1830⑥:1、T2129⑥:39）  39.41.43.绳纹花边罐:宝墩（T1830⑥:59、T2129⑥:31、T2130⑥:46）  45.卷沿罐:宝墩（T2129⑥:81）  47.49.50.圈足:宝墩（H5:37、T2727⑧:1）、锁龙（G2:45）  51.53.55.盘口圈足尊:宝墩（T2030⑥:198、T1830⑥:87、T2729⑦:2）  57.宽沿盆:宝墩（T2129⑥:15）  59.泥质陶腰沿器:宝墩（T2531③:2）  61.器耳:宝墩（T1929⑦:122）  63.子母口器:宝墩（T1830⑥:32）  32.瓶:青龙泉（F6南室:22）  34.尊:青龙泉（T7⑧:87）  36.38.高领罐:锁龙（T330③:4、T330④:45）  40.矮领罐:锁龙（T318④:41）  42.缸:中堡岛（T08019A:109）  44.大口罐:青龙泉（T63⑪:23）  46.折沿罐:青龙泉（T14③A:83）  48.盂形器:中堡岛（T07019A:302）   52.高圈足盘:中堡岛（T0503⑬:572）  54.碗:中堡岛（H183:1）  56.盘口罐:锁龙（T319④:29）  58.盆:青龙泉（T6515:58 ）  60.罐:培石（AT01⑤:7）  62.单耳杯:肖家屋脊（H434③:18）  64.高圈足杯:肖家屋脊（H432:10）

在宝墩文化一期中共有17种典型陶器类型，分别是绳纹花边罐、缸、夹砂陶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卷沿罐、宽沿高领器、宽沿盆、喇叭口高领罐、豆圈足、豆盘、宽沿平底尊、壶、泥质腰沿器、器耳、子母口器、筒形罐，我们都找到了其祖型。这些遗存基本相似，大多完全相同，少数类型存在一定的差异。

尊，如图二：33(宝墩遗址H16∶57)和图二：34(青龙泉遗址T7⑧∶87），口沿有差别，宝墩文化一期流行平口尊，这种口沿与其他陶器的口沿一样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即由侈口变成平沿口，再由不卷过渡到微卷，再到卷甚。宝墩遗址之T1929⑥∶22(见原图78∶11)的口沿即与长江中游地区同类器一样，皆为侈口。

壶(如图二：31)与瓶(如图二：32)虽然大小有异，但形制及用途基本相同。

喇叭口高领罐，图一：17（宝墩遗址T2029⑦∶80）和图一：18（锁龙遗址T318④∶68），图二：35（宝墩遗址T1830⑥∶1）和图二：36（锁龙遗址T330③∶4），图二：37（宝墩遗址T2129⑥∶39）和图二：38（锁龙遗址T330④∶45），形制极为相似，但有了一些发展，宝墩遗址中的口沿更加外敞。

卷沿罐，图二：45（宝墩遗址T2129⑥∶81）和图二：46（青龙泉遗址T14③A∶83），形制上基本相似，但宝墩遗址中的沿边外卷弧度更大。这符合宝墩文化的发展趋势，即器形由早到晚的变化规律是：沿由宽变窄，由不卷或微卷，到卷甚。

圈足，图二：49（宝墩遗址T2727⑧∶1）和图二：50（锁龙遗址G2∶45），宝墩遗址中圈足底更加外伸。它们的不同正好符合宝墩文化的发展规律。

上列长江中游地区器物所处年代明显早于宝墩文化。青龙泉遗址距今约4400-5200年，中堡岛遗址距今约4600-5000年，锁龙遗址距今约4000-4600（上列锁龙遗址器物皆出于该遗址早期），三元宫遗址距今5000年前，城头山遗址为距今4800-6200年，培石遗址距今约5300-6400年，而宝墩文化距今约3700-4500年，所以我们认为宝墩文化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列长江中游地区的这些陶器，与长江中游核心地区器物不一样，它们都是靠近三峡东邻地区，而不是汉东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核心地区器物。

  从纹饰上看，宝墩文化中最流行的是绳纹、篦状纹、划纹（凹弦纹）、瓦棱纹、戮印纹等，还有镂孔等，这些纹饰都可在长江中游地区找到源头，甚至被学者们认为来源于马家窑、营盘山文化的众多纹饰也可从长江中游地区找到源头，如图三。

而图三所列长江中游地区器物纹饰皆早于宝墩文化。

有的纹饰是三个文化都有的，如网格纹，见图三：23-25。

图三  宝墩文化区与长江中游地区陶器纹饰对照

至于马家窑、营盘山文化中的大量绳纹等纹饰也可能是长江中游地区传播而去的。如图三：26-35，宝墩文化陶器上的这些纹饰皆可从长江中游地区找到其母型，并与其北面的仰韶文化有所区别。

三、马家窑文化受到峡江东邻地区文化影响的一条新证据

前面已经对宝墩文化一期所有的陶器器形及纹饰都作了分析，即包括有人认为来源于马家窑文化、营盘山文化的那些因素，皆可从长江中游地区找到源头。这里，我们顺便讨论一下笔者新发现的马家窑文化中的一个长江中游文化因素。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来源，我们认为，在大麦、小麦等农作物由西亚、中亚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马家窑文化确实受到过西亚、中亚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从众多钩形纹、卐字纹可看出来，例如距今6000年以前的西亚巴昆A遗址发掘报告《TALL-Ι-Bakun A》之图版74之1,图版73之4的卐字纹，图版33之9，11的钩形纹，与青海柳湾的同类符号极似。

但马家窑文化也受到过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的一些影响，这些影响除上文第一节“主张宝墩文化来源于营盘山文化的理由”中所列几条之外，我们还可从三联罐这个特殊的器物中看得清楚，马家窑文化的三联罐与长江中游的三联罐简直是一脉相承。如图四，分别是高庙上层、城头山大溪文化的三联罐，其形态特征与马家窑文化同类器极似，这种特征与宝鸡北首岭出土的二联罐有明显区别，前者是圈足三联罐，后者是鼎足二联罐。这种三联罐在长江中游出土数量较多，这些都说明三联罐是由东向西传播的。

结语

综上，无论陶器的器形还是纹饰，宝墩文化皆可从长江中游地区找到源头。但是，这个长江中游地区主要是指三峡东邻地区，这些陶器与汉东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核心地区的器物并不太像，却很像高庙文化、大溪文化的继承者。其原因可能是屈家岭文化由汉东地区开始兴起，将原大溪文化排斥到西部地区并进而使得部分大溪文化居民的后裔远迁成都平原。石家河文化也是汉东地区始兴的文化，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迁徙趋势。过去多有研究者认为舜窜三苗于三危，三苗之民再沿江南下入成都平原，现在看来，这种设想可能于时间不合，因为尧舜禹时代大约距今4300年左右，而早在4500年之前，三峡东邻地区的先民就已经到了成都平原繁衍生息。

总之，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是源于长江三峡东邻地区的，这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强劲对外扩张,将原大溪文化后人挤向长江中游的西部地区（即三峡东邻地区）分不开。锁龙遗址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雷同而时间略早即是很好的证明。

附：图片来源说明

图一：1.3.5.7.9.11.15.17.19.21.23.25.27.29.出自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宝墩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发掘和研究》，[日本]有限会社阿普(ADP)，2000年，第9页图6∶7；第108页图67∶2；第108页图67∶7；第108页图67∶1；第108页图67∶3；第108页图67∶4；第108页图67∶9；第108页图67∶18；第108页图67∶10；第27页图19∶15；第28页图20∶1；第108页图67∶8；第36页图25∶3；第109页图68∶23。13.出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物管理所：《新津县宝墩遗址鼓墩子2010年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2）》，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9页，图四五∶5。2.8.26.28.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青龙泉与大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91页图七八∶3；第134页图一一二∶10，图一一二∶4；第64页图五六∶7。4.6.出自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93页图六八∶16，图六八∶8。10.12.14.16.18.20.出自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巫山锁龙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图三∶8；第6页图五∶8；第7页图六∶2，图六∶6；第6页图五∶5，图五∶6。22.出自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第469页，图八∶29。24.出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642页图六〇二∶1。30.出自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编著：《肖家屋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图一五二∶3。

图二：31.33.35.37.39.41.43.45.47.51.53.57.61.63.出自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宝墩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发掘和研究》，[日本]有限会社阿普(ADP)，2000年，第108页图67∶24，图67∶23；第109页图68∶10，图68∶8；第44页图30∶5；第41页图28∶2；第109页图68∶7，图68∶20；第15页图10∶12；第109页图68∶4，图68∶6，图68∶18；第108页图67∶20；第109页图68∶22。49.55.59.出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物管理所：《新津县宝墩遗址鼓墩子2010年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2）》，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7页图三二∶6；第30页图三五∶5；第25页图三〇∶1。32.34.44.46.58.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青龙泉与大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2页图五四∶15；第92页图八〇∶11；第64页图五六∶4；第132页图一一一∶4；第64页图五六∶10。36.38.40.50.56.出自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巫山锁龙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图五∶2，图五∶7，图五∶11；第8页图七∶8；第5页图四∶8。42.48.52.54.出自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图八九∶4；第232页图九〇∶9；第108页图一九∶2；第197页图七〇∶6。60.出自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培石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2页图五∶2。62.64.出自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肖家屋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图一五二∶12；第196页图一五一∶4。

图三∶1.13.19.出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管所：《新津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2009～2010年）》，《成都考古发现（2009）》，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1页图一一∶5；第42页图三六∶6；第41页图三五∶8。2.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青龙泉与大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24页图一〇五∶11。3.出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物管理所：《新津县宝墩遗址鼓墩子2010年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2）》，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7页图三二∶2。4.出自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门邓家湾遗址1987年春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3年第1期，第12页图十三∶11。5.出自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年第1期，第38页图一二∶18。6. 出自石河考古队：《湖北天门市邓家湾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第4期，第38页图一三∶7。7. 11.21.23.出自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宝墩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发掘和研究》，[日本]有限会社阿普(ADP)，2000年，第15页图10∶12；第129页图78∶12；第142页图83∶27；第27页图19∶3。8.12.18.22.24.26.27.30.出自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图九〇∶9；第193页图六八∶7；第130页图三一∶1；第226页图八七∶3；第203页图七三∶12；第58页图二八∶2，图二八∶5；第59页图二九∶10。9.15.出自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都江堰市文物局：《四川都江堰市芒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9年第7期，第19页图一二∶8；第22页图一五∶16。10.出自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第191页图七∶16。14. 出自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巫山锁龙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图三∶2。16.出自宜昌地区博物馆：《宜昌县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第37页。17.出自周丽：《成都平原史前文化陶器纹饰研究》，《江汉考古》2017年第1期，第53页图三∶33。20.出自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4期，第346页图五∶3。25.29.33.35.出自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0页图七∶6；图七∶1；图七∶5；图七∶7。28. 出自湖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古遗址普查报告》，《考古》1988年第3期，第195页图二∶5。31. 出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75页图五一∶10。32.出自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青海柳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4页图三三∶7。34.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县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4期，第292页图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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