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襄汾- 丁村遗址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 1954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由贾兰坡主持进行发掘，材料由裴文中等编成《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遗址中出土有属早期智人阶段 9 》丁村人牙齿化石，以及以三棱大尖状器为突出特征的文化遗物．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早期． 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地层与年代

丁村地处汾河中游临汾宽谷的南端，在以于村为中心，南北长达 11 公里的汾河东岸第三阶地上，发现旧石器地点 11 处，动物化石地点 3 处．这里第四纪地层出露良好，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伴生的动物化石埋藏在晚更新世黄土的 “ 底砾层 ” 之中。动物化石中含较多的华北黄土期种属，如野驴，普氏野马，加拿大马鹿 ( 又称赤鹿 ) 。河套大角鹿和原始牛等，同时也含有几种中更新世北京人时代的动物，如梅氏犀和葛氏梅根鹿．因此，该砂砾层的时代应为晚更新世的早期。

人类化石

丁村人化石包括 3 枚牙齿，一为上内侧门齿，一为上外侧门齿，另一为下第二臼齿，全是右侧的。其大小，形状。颜色和化石程度相似，并且出土部位相近，应属同一个体。从磨损程度估计，为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两枚门齿舌面呈铲形，有明显的舌面突隆和指状突，与北京人的门齿有相近的性质。但无论齿冠和齿根都远比北京人的细小，舌面隆突和指状突亦不如北京人的复杂，这两枚门齿与现代蒙古人种的没有明显差别，其长度和宽度相比 ) 远比北京人为大，咬合面的纹理不如北京人的，复杂。这些性质表明丁村人的臼齿比北京人的进步；但仍比现代 - 人臼齿原始。从 3 枚牙齿的形态可以明显看出，丁村人是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人类。它虽与晚期智人阶段的河套人接近，祖出土层位较早，所以将它归入早期智人阶段。

文化遗物

在丁村各地发现石制品 2000 多件，石制品的表面常包有一层纯净的碳酸钙外壳，证明曾被河水浸泡过。但很多有制品的棱角仍很明显，锐明它们并未经过近距离搬运。石制品的原料约 95% 为角页岩，余为燧石，石灰岩，以石片和石核为多，具有加工痕迹的石器只占 6.6% ，这说明丁村附近密集的石器地点可能是当时的石器制作场。

丁村的石片多半用碰砧法和投击法 ( 又称摔砸法 ) 产生，具有宽大于长，石片角大 ( 多在 111——130 之间 ) 。打击点不集中。半锥体大且常常双生等特点；石核也比较大，但也有一定数量的石片是用石锤直接打制的。有一些石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修理台面的痕迹，这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技术。石器分石核石器和石片石器两类，以后者为主．石核石器有砍斫器；手斧和石球 3 类。砍斫器是用交互打击法加工的，与北京人的砍斫器不同，后者单面打击的多，交互打击的少。手斧只有一件采集晶。有球用石锤打击而成，尚来发现象许家窑人那种用两个打制石球对敲而成的正球体石球。石片石器有砍斫器，厚尖状器，小尖状器和刮削器。石片砍斫器与石核砍斫器不同，绝大部分是一面打击的，并且刃部较薄。厚尖状器用大石片制成，又分成较厚的三棱大尖状器和较薄的鹤嘴形尖状器两种。三棱大尖状器是丁村文化中最富有特色的器物，由于是在丁村首次发现的，所以又称为 “ 丁村尖状器 ” 。小尖状器都是用较薄的有片制成的，有的刃缘打制得相当乎齐，反映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丁村的文化遗物既具有其他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共同特点，如以石片石器为主等，又具有独特的打制技术和石器类型。丁村文化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两大传统之一，即 “ 河一丁村系 ” 的代表，与西侯度文化，蓝田文化和河文化等存在着密切的源流关系 ( 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 。

生活环境

在丁村各地点发现哺乳动物化石 28 种，大部分为生活在森林和山林之中的种类，代表温暖湿润的气候。从砂砾层中还采集到鲤，青鱼、鲩、、鲇等鱼类化石，皆属于在能经常保持一定大流量的水中生活的种类。在砂砾层中还有大量软体动物介壳化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大型丽蚌壳，这种动物现在尽分布在气候温暖湿润的长江以南地区和汉水流域。这些情况表，丁村人时期的丁村一带气候相当温暖，汾河的水势相当大。附近的山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河旁平地上草木茂盛，各种动物成群地出没于森林、草地和河边。丁村人生活在汾河两岸。在河滩上就地取材制作石器，在树林里采集可供食用的植物，利用石球等工具进行狩猎。

丁村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 1976 年以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多次进行了调查和发掘，扩大了对丁村文化分布范围的内容的了解，发现了一件幼儿的顶骨化石，还发现了不同于丁村文化的两种新的旧石器遗存。一种比丁村文化稍早。大约属于中更新世后期，石器类型和技术风格与丁村文化相近，是丁村文化的先驱。另一种比丁村文化要晚，相当于晚更新世后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 26400±800 年，石制品中既有用角页岩制作的粗大石器，也有类似于下川文化的细石器。这些新的发现扩大了人们对汾河流域旧石器文化的认识，同时也为探索华北古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建立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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