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泥河湾遗址看远古人类起源

泥河湾是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一个小山村，古老的桑干河自西向东流经阳原县全境，泥河湾就坐落在桑干河畔。泥河湾盆地又称桑干河盆地，发育有完好的第四纪地层。在泥河湾遗址群中，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数目惊人，阳原县境内发现150余处，蔚县境内发现20余处，其中有大量早更新世人类遗存。自20世纪20年代被发现以来，泥河湾遗址已成为挑战“人类非洲起源说”的重要区域之一。

泥河湾层成为考古专用名词

泥河湾盆地为北东—南西向断裂控制下的晚新生代山间盆地，基底主要由太古宙变质岩、元古宙碳酸盐岩、寒武纪—奥陶纪沉积岩以及侏罗纪—新近纪火山沉积组合共同构成，盆地里堆积巨厚的晚新生代河湖相沉积。20世纪初，法国人在泥河湾建立教堂传经布道。1921年，文森特（Ernest Vincent）神父在其住宅附近发现了一些古生物化石，并告知正在筹建天津北疆博物院的法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mile Licent）神父。泥河湾盆地中，阶地发育，阶面宽阔平坦，第四纪地层齐全、出露广泛、层次清晰。1924年，燕京大学地质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系讲师巴尔博（George B. Barbour）踏勘泥河湾，将泥河湾村一带发育的第四纪河湖相堆积命名为“泥河湾层”。

桑志华先后六次到泥河湾考察发掘，在泥河湾、下沙沟等地发现大量动物化石。1927年，巴尔博和古生物学博士德日进（Pierre Telhard de Chardin）神父对泥河湾层作了分层记述，根据桑志华的化石发现，介绍了哺乳动物化石的种类。1930年，德日进和皮孚陀（Jean Piveteau）在《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中，对泥河湾层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了详细研究，称之为“泥河湾动物群”，并首次提出泥河湾盆地更新世初期人类活动的可能性：“我们需要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当最后三趾马经常来喝泥河湾湖水的时侯，中国就有了人类。”西方学者对古哺乳动物和地层的研究，确立了泥河湾层的科学价值和国际地位，1948年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把泥河湾层作为华北第四纪初期标准地层之一。从此，泥河湾层成为世界考古界的专用名词。

经过近百年不懈努力，中外科学家确立泥河湾层不仅仅是下更新统标准地层，而是包括中更新统、上更新统的穿时地层，分为下更新统的泥河湾组、中更新统的小渡口组、上更新统的许家窑组三部分，不仅在第四纪地质学、哺乳动物学，而且在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揭开古人类活动研究序幕

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人员王择义在泥河湾盆地西南端的山西省朔州发现峙峪遗址，1965年又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虎头梁遗址群，第一次从地层中发现细石器，解决了东亚大陆细石器多年无地层依据的困惑，揭开了泥河湾古人类活动研究的序幕。1972年，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此地进行第四纪早更新世到晚更新世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人员盖培和卫奇在虎头梁发现9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文化遗址，明确以楔形石核、圆头刮削器、雕刻器、石矛头和锛状器构成石器群的包含物层位及伴出哺乳动物化石。1974年，贾兰坡、卫奇找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许家窑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动物化石和旧石器，之后还发掘到9件晚期智人化石，初步建立起泥河湾与北京猿人文化的内在联系。1978年，尤玉柱、汤英俊、李毅等发现了位于更新世早期泥河湾地层中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小长梁遗址，有大量旧石器和一些哺乳动物化石，以燧石为原料的多种类型刮削器、尖状器相伴出的石片石器引人注目。这些考古发掘构筑起泥河湾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的时空框架，肯定了存在早期人类化石的可能性。

1983年始，以谢飞为首的河北省研究人员开始参与并主导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先后发现并发掘了岑家湾、板井子、新庙庄、油房、飞梁、西白马营、籍箕滩、于家沟、马鞍山、姜家梁、二道梁、侯家窑和马圈沟等遗址，大大丰富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内涵。其中，马圈沟遗址是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它的发现将古人类在东北亚地区活动的历史上溯到距今200万年。考古人员在岑家湾遗址首次进行石制品拼合研究，可以直观地复原石器打片、修理过程，据此初步建立起遗址的埋藏学及环境形成模式和人类行为模式。

泥河湾遗址群是世界上旧石器文化序列最为完整的地区，既有我国北方最早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古人类遗址，也有出土人类头盖骨和大量打制石球的许家窑旧石器晚期遗址，以及出土我国北方最早陶片和大量细石器的于家沟新旧石器过渡时期文化遗址等。它们都属于中国北方小石器文化传统，所构成的考古文化序列表现出强烈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具有极强的文化连续性。

为考古区系类型学提供依据

泥河湾考古发现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区系类型学构架提供了坚实依据，也为中国猿人文化找到了来龙去脉。20世纪70年代，贾兰坡首先提出，华北地区存在两个石器文化传统，一是以泥河湾、北京猿人遗址为代表的小石器传统，二是以山西丁村遗址为代表的大石器传统。其中，小石器传统起自北京猿人遗址，终止于峙峪遗址。泥河湾地区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发现，被贾兰坡称为“北京人文化和峙峪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过渡的桥梁”。

从时代和技术源流上，北方小石器技术的源头应该在泥河湾。自200万年前的马圈沟遗址至1.8万年前的西白马营遗址，其间分布着小长梁、大长梁、半山、东谷坨、飞梁等一系列文化遗址，小石器文化特征突出而稳定。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小长梁、东谷坨遗址具有明显的北京人石器先驱者性质，东谷坨石核为细石器华北起源说提供了证据。直至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2万年前后，出现了以油房、二道梁、籍箕滩、虎头梁遗址群为代表的细石器工艺技术，并逐渐取代了泥河湾盆地内延续200万年的小石器工业。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进程中，虎头梁遗址群的于家沟、马鞍山遗址表明，泥河湾的制陶业发生在1.1万年前，有中国北方最早的陶器。于家沟遗址超万年陶器的发现，似乎预示着畜牧业开始萌芽，农业革命正在孕育。旧石器时代晚期，本地区精湛的细石器工艺技术、完整的灶坑、众多的火塘，可能直接参与了陶器及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在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转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支考古学文化在此汇合

在中国史前史重建过程中，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他认为以向背面加工的石片石器为主体的小石器传统贯穿始终，构成中国旧石器文化的鲜明特征。其中，尤以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发展清楚、特征突出。他特别强调泥河湾的重要发现，指出桑干河畔更新世黄土层的顶部有1万年前的虎头梁遗址，在更新世堆积的底层有100万年前的东谷坨文化。它们是当时已知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一头一尾，而且都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代表着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流传统。

东谷坨人已能选用优质的燧石为原料，小型石器的类型较固定，打制技术也较熟练，已具有明显的进步性。真正的旧石器文化源头还要到超百万年的上新世红土层中去寻找，马圈沟遗址的发掘为此提供了更为久远的资料。马圈沟石器的打片用锤击法，石器刃部边缘不规整，片疤深浅不一，表明进行了刃部修整，已经脱离最为原始的阶段，向着较为成熟的方向迈进。低于马圈沟遗址文化层的泥河湾层还很厚，第三纪晚期的三趾马红土很发育，将为进一步探索古人类起源提供物质基础。

苏秉琦认为，1万年前的虎头梁多种尖状器已具备多种按柄方式，甚至连“直内”“曲内”的石器都出现了，实际上可能就是后来“勾兵”“刺兵”、铲、锄之类复合工具的雏形。这说明，1万年前的古人类就掌握了新型工具和新的技术，文明时代已经启步。在虎头梁遗址群中，于家沟遗址出土了大批细石器工艺制品、装饰品和动物遗骨，羊类骨骼占绝大多数。这究竟意味着捕猎已经专业化，还是开始驯养野生动物，有待进一步研究。

泥河湾地区被誉为多种文化交流的三岔口、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燕山西侧的河北省蔚县桑干河支流壶流河流域，发掘出了一系列具有自身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其中含有红山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和以安阳后岗下层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等，几种因素交汇在一起。红山文化发源于辽西地区，庙底沟文化源于陕西省关中地区，后岗一期文化来自豫北冀南地区，三支考古学文化在这里汇合、交流。在蔚县的考古遗址中，曾经发现了这一阶段三支考古学文化共存的实例，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发现了随葬的玉猪龙。这三支考古学文化融合在一起，有可能形成了距今五千年的国家雏形。

（崔永超：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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