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相关阅读→特大喜报丨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青年25岁推开文明大门
发现良渚文化背后，有一位青年不得不提。所有文献资料会告诉你，发现良渚遗址第一人叫施昕更，1936年在其家乡，浙江杭县良渚镇（今属余杭区）附近，发现许多地点出土黑陶和石器，因而进行发掘。
这个载入考古史册之人，原来并非考古科班选手出身，25岁偶然成为发现良渚遗址第一人，随即投身田野考古、撰写报告，28岁离开人间。
1912年，施昕更出生在杭县良渚镇，他在此地长大，读小学。1924年秋至1927年夏，在杭州直大方伯巷杭州第一中学初中部读初中。1930年，施昕更进入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
新石器时期良渚文化黑陶豆。
触发机缘的原始事件，是当时博物馆正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1936年5月，古荡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消息传出，施昕更立马给予极大关注。
心思细腻、反应机敏的他，发现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他在杭县北乡良渚一带见过。灵光一现，施昕更感觉得到了一种“暗示”：古荡和杭县北乡的良渚，会不会之间有一种互相的联系呢？
“行动派”施昕更说走就走，随即跑回故乡良渚，一口气进行了三次调查。他终日在田野阡陌之间奔走，不以为苦。
好运气，在11月3日那一天，蓦然砸到施昕更头上——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运气只配得上真正有才华的大脑。施昕更于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带回了杭州。
得到馆里的同意和支持，“超高效率行动派”施昕更，马不停蹄主持起了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根据记载，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神人兽面图像是良渚文化玉器最主要的纹饰题材，也被视为良渚玉器的灵魂所在。
1937年春天，施昕更写就了5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一书，制图100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
施昕更的《良渚》文稿付排后，抗日战争爆发，印刷被迫中止。于是施昕更携带文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徙兰溪、永康、松阳，在董聿茂的呼吁和坚持下，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出资付印。1938年《良渚》一书终于问世。
《良渚》在上海付印时，施昕更迫于生计，到瑞安县工作。不久后，便投笔从戎，任县抗日自卫队秘书。1939年5月，积劳成疾，感染猩红热，因无力医治，施昕更病逝于瑞安医院，年仅28岁。葬于瑞安县西山。
青年施昕更用生命最后的短短3年，一手推开了良渚文明大门。
杭州，良渚古城北段城墙基址，右侧墙壁为城墙的横截面。
在此之后，良渚的考古发掘、良渚文明确证的工作被时代按下了“暂停键”，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才恢复稳定、高效的节奏。
良渚古国，显然不是“最早的中国”，但可以说是中国境内目前所知最早的国家。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曾讲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良渚的考古从一开始就不是挖宝。”我们后人对良渚遗址的刨根问底，既是解读古老的文明密码，更是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真实性，找到有据可循的科学证据。
标签： 考古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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