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省考古工作者在阜新查海地区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早期重要文化遗址。经过7次科学严谨地发掘，出土一条近20米长的石脉，在全国引起轰动。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及考古专家郭大顺等人认为，这是中国年代最早的龙的形象，张忠培为其取名“石堆塑龙”，从此，查海遗址石塑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一块陶片引出一个遗址，
发掘成果引起轰动
阜新市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胡健是查海那条距今8000多年“巨龙”出土时的亲历者。
现在看来，查海遗址的发现，存在着很大的偶然因素，因为遗址表层积土较厚，地面能够看到的远古遗物非常少，这也是迄今为止类似遗址发现较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胡健介绍，查海遗址区域原来有个小豁口，是地表水冲刷形成的冲沟。1982年5月8日傍晚，阜新市文物普查队队员赵振生正急忙赶往乡政府。他沿着杂草丛生的羊肠小路走过一条沟壑，经过一个土堆时，突然发现土堆上有块像瓦片似的大陶片。赵振生急忙从沟边滑下近两米深的沟底，捡起这块大陶片，擦掉上面的泥土，仔细一看，发现这是一件大陶罐身上的从口沿至腹部的残片，手工制胎，上面还有“之”字纹。
随即他向四周观察断崖土层，看到在耕土层下有一层很薄的黑灰色文化层，他用小铁铲又挖出一些碎陶片，还挖出一件磨光的石锄。回到乡里，他立即向上级文物部门汇报。随后，赵振生采集的文物被迅速送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当时专家们对这一发现都大为震惊。
经过国家、省多位考古专家反复调查、研究，依据文物普查工作有关规定，这个位于当时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查海村西南2.5公里的山坡处，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遗址被命名为“查海遗址”。198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市、县考古力量参与，对查海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从1987年到1994年，先后进行了7次发掘，查海遗址这一我省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在文物保护工作者努力下，开始重见天日。
胡健正是在这一时期加入了考古队伍。
他告诉记者，当时考古现场都是按5米×5米布置发掘的探方，中间留下一道一米宽的隔梁。
在“巨龙”刚刚被发现时，人们并不清楚这是一个什么遗存，清理的时候发现很多石块，但是这些石块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很明显由人工一块块有规律地堆砌在那里。
当然，在最初发现很多石块的探方里根本看不出石头群的整体形象，经过与邻近探方的观察对比，他们发现了更多的有规律排列的石块，这样的情况连续出现在几个探方里。之后，考古人员决定将先民整齐堆砌的石块整体清理出来。
“给这个遗存起个什么名字呢？那时候还不敢定作龙，只称为石脉什么的，在全国引起轰动。”胡健说。
张忠培取名为“石堆塑龙”，得到认同
这条由8000多年前先民堆砌的“石脉”总长19.7米，宽1.8米至2米，在遗址区域里呈西南-东北走向。
根据发掘情况，考古人员之所以能够立即做出这些石块是人工堆砌的判断，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原因：其一，这些石块并不是在当地就地取材，查海遗址发掘区附近也没有发现相似的石材，因此这些石块是后来由人工运到这里，并且按照一定的图形堆砌的;其二，石块的个头、外形比较规整，与天然形成的积石大小都有、外形各异有着鲜明的差别，显然，在由人工运送到这里之前，事先经过了挑选。
鉴于这一遗存体积庞大，1994年接受省考古专家的提议，有关部门在距离遗存10余米的地方搭起了高达7米的观察台。
考古专家孙守道和当时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辛占山登台观察、研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同我省考古专家、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郭大顺等通过科学鉴定后认为，“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的形象”。
张忠培是我国大学考古专业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考古学人，早在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之初，他便成为中国考古学会最年轻的理事。此后他担任了34年理事、19年常务理事、9年副理事长，并于2008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
张忠培将其定名为“石堆塑龙”，这一称谓立即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这一定名如同为8000年前先民留下的巨龙画上点睛之笔。从遗存来看，龙的用石大小均等，排列有序。从远处看，龙的前体宽大，尾部细而上卷，若隐若现，整齐码放的红褐色石块有如传说中龙的鳞片。这条石龙头西脚东，身体呈波浪状，龙口大张，四肢伸展，如腾云驾雾一般，威武雄健。
张忠培的恩师、我国著名考古专家苏秉琦先生，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到查海遗址进行现场考察，当他看到查海遗址有关文物和考古资料后，欣然写下了“玉龙故乡，文明发端”的题词。
郭大顺在所著文章中，对于辽河流域考古发现的早期龙进行了归类，大致分为浮雕型、摆塑型、刻划型、彩陶型、玉雕型和彩绘型。文中指出，作为摆塑型的查海石堆塑龙，“与十几座土坑墓葬位于遗址正中，四周有50多座房址围绕，可见其至尊地位”。
龙的历史又被提前1500年
阜新市博物馆副馆长朱蕾在向记者介绍馆藏文物的时候说：“我们一直想让文物站起来说话，大家研究时甚至产生过这样的想法，记录一下观众在展品前停留的时间，然后分析观众想看什么，什么样的内容更吸引参观者。”
相对而言，对于阜新这条“巨龙”的大众化认知，还远远不足。此前，记者听到过多少次“无非一堆石头，没啥好看”的说法。
那么，果真如此吗？
胡健向记者推荐了孙守道的一篇文章《龙出辽河源》。
这篇短文以精炼的文字道出了阜新查海巨龙的重要价值。
龙，《说文解字》 中形容：“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如此神奇的图腾，是中华数千年文明创造出来的神瑞，其影响无须多讲。
但是，张忠培指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学术界曾一直认定龙的形象出现于奴隶社会的夏商王朝，年代不早于4000年前。
改变这种认知的决定力量来自于考古发现。
1975年，孙守道在一次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一件大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体呈“C”字形，经多年考证，认定这件大玉龙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至5500年，一时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然而，在学术界对大玉龙进行研究论证的时候，曾提出一个假设，根据“龙的最先发源地应在黄河流域”的习惯性认识，期望还能发现更早的龙影。
果然，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存中发现了用蚌壳堆塑的龙，经测定，年代在6500年前，轰动全国，它被称作“中华第一龙”。这一发现不仅将龙作为中华先民重要图腾的年代再一次提前1000多年，还揭示了一种先民勾画、描述龙的重要方法——堆塑。
孙守道在文中用了“始料未及”四个字，来形容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石堆塑龙给他带来的震惊、兴奋和意外。
阜新查海堆塑巨龙的出土，将龙的历史在传统认知的基础上延展了4000年，在考古认知上则向前延展了1500年。
胡健说，在阜新查海遗址，关于龙的文物还不仅仅是石堆塑龙，那里还出土了两件重要陶器残片，上面浮雕有龙的形象。这两件陶器材质是查海遗址常见的夹砂褐陶质，外表红褐色，内里黑褐色。龙的形象浮雕于器物表面，其一是龙的尾部，向上蜷曲，另一件是盘蜷的龙身。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体宽而平，体形压印成排的月牙形窝点，共四排。
这些文物反映了在8000多年前的阜新地区，查海先民已经具有非常深刻的龙的观念，龙已经成为氏族的重要象征。
或许将来会如孙守道曾经说过的“还能发现更早的龙影”，但是27年过去了，阜新巨龙的身份仍然是“中华第一龙”。
巨龙守护着人们的精神家园
“那么长的石堆不可以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吗？例如围墙。”
听到记者的问题，胡健笑了，他略略偏了一下头，目光转向了他的书橱，记者注意到他的视点落在了厚厚的三大本 《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上，那是2012年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辛岩主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
事后想来，解答记者的问题的确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它涉及了查海遗址的整个考古发掘过程。
记者手头有一幅查海遗址总平面图，这是从1987年到1994年经过7次考古发掘揭示出的遗存分布图。
据介绍，7次发掘后，查海遗址共发掘总面积80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55座，灰坑和窖穴35个，居室内墓葬6座，墓地葬10座，出土文物几千件。经过对遗址中的碳样进行碳十四的年代测定，查海遗址年代为距今7360年±150年，再经过树轮校正，已经超过8000年。
从这张总平面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石堆塑龙位于整个揭露区的中央，8000年前人类生活的房址围绕巨龙有序分布。
当然，这些房址在那个新石器早期时代也并非同时落成，考古人员根据房址之间地层的打破关系、叠压关系将所揭露的房址分为早、中、晚三期。
其中，早期房址主要集中在居住区的西北部，中部有零星发现;中期主要集中在这个居住区的中部; 晚期房址主要集中在居住区的东南部。这些现象说明查海聚落的形成，最早是从西北，然后向东南随着漫坡台地逐渐扩大完善的。
在查海先民聚落的扩展过程中，位于中央的巨龙丝毫没有受到这一扩展进程的侵扰，恰恰相反，在巨龙的腹部南边，也就类似于龙的腰腹的位置，查海先民还留下了一小片墓地。
在居住区的中央位置，堆塑一条巨龙，由它来守护逝去的先人，石堆塑龙在查海先民心目中的分量，已经由这一布局讲述得清清楚楚。
文物档案
浮雕龙纹陶片
夹砂褐陶质，外表红褐色，内里黑褐色，残片长10厘米左右。龙的形象浮雕于器物表面，其一是龙的尾部，向上蜷曲，另一件是盘蜷的龙身。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查海村查海遗址出土，距今8000多年，原件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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